有关刘焯霖
回国当博士点“开荒牛”
刘老有个雷打不动的作息表：每天6时起床，7时到医院，中午不回家，晚上则多数在科室看书、写资料、给学生批改论文……一般不到9时不会离开医院。“这样的生活步伐，别说一位80岁高龄的老人，就算一位年轻小伙子都可能吃不消。”刘焯霖的勤勉，总让跟他的学生汗颜。
刘焯霖的名字在医学界几乎无人不识，他教出来的学生不少已是国内大医院的知名的神经内科专家，由他带领的中山医科大学帕金森病临床治疗和教学工作更分别获得中华医学科技进步一等奖和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十多年前，到了离休年龄的刘焯霖和老伴双双到美国与儿女团聚。然而，安逸的离休生活并没有让忙惯了的刘焯霖感到特别快乐。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中山医科大学神经科要建博士点，但博士生导师只有他一人。“当时的校长希望我能回国先撑一段时间。”刘焯霖坦言，面对校长的盛情邀约，他也曾有过短暂的犹豫：“老实说，忙碌了大半生，好不容易和儿女团聚了，一下子要离开，自己舍不得不说，家人也是一万个不放心。”犹豫了几个月后，刘焯霖告别妻儿，放弃了美国绿卡，独自踏上了回国路。
80高龄每周三次出诊
熟人都知道刘焯霖对时间特别“吝啬”。“我最怕别人请我吃饭，一顿饭磨磨蹭蹭吃一个多小时，太浪费时间了。”所以，在独自留守广州的这十多年里，刘焯霖的一日三餐大都是在医院食堂解决的。“这样可以省下许多时间，利用这些时间我可以修改学生的论文，可以整理讲课材料。”
唯一让刘焯霖最“慷慨”地花时间的，只有他的病人。80岁高龄的刘焯霖至今仍坚持每周出三个半天的门诊，其中一天还是周六，为的是方便上课的学生和那些上班不方便请假的病人。然而，刘焯霖出门诊，没有一次能准时下班。“说是半天门诊，可上午的门诊他常常看到下午两时，下午的门诊更试过看到晚上8时。”
病号行动不便教授亲自上门
在刘焯霖眼中，他的出诊时间表就是对病人最郑重的承诺。因此，无论他出差到了哪里，只要第二天是出诊时间，他都会想方设法赶回来。
今年初，刘焯霖得了白内障，医生说双眼都得动手术，意味着起码一个星期不能出门诊。“那可不行，不能让病人白跑。”刘焯霖一听就不同意，“虽然我做了手术，可还有一只眼睛是好的，写病历、开处方都没问题。”最后，经不起他的软磨硬泡，医生只好同意让他先出院，但千叮万嘱让他术后必须休息两天。可是，他第二天就包着纱布出门诊去了。
除了门诊，神经科还有很多行动不便的病人，出门看一次病异常艰难。今年50岁的周姨（化名）家住中山，得帕金森病已经好几年了。由于肢体震颤和僵硬，她无法来广州看病。几年前，周姨的丈夫慕名找到刘焯霖教授，本来只是希望刘教授指点一下治疗方法。然而，刘焯霖认为他没亲自看过病人不能轻率地下判断，坚持要亲自到中山看看周姨。
两次额外交纳万元党费
2004年1月，刘焯霖向中山大学的党组织一次性交纳了1万元党费。这已经是刘焯霖教授第二次额外交纳1万元党费了。
在刘焯霖第一次交“万元党费”时，很多人对他的做法不理解。但老教授自己却有着独特的见解：“我今天的这一切都是党给的，我从一个无知的青年成为一名光荣的共*党员，在专业技术上有了很大的提高，也做出过一些成绩并获得过一些荣誉，这都是跟党的培养和教育分不开的，我永远不会忘记。交党费，本来就是党员的义务，这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我这样想，就这样做了。”
拒收300元挂号费
对于钱，刘焯霖似乎一向没有太清晰的概念。他对别人的慷慨和对自己的吝啬同样有名。虽然他的家就在中山医附近，地处广州繁华的市中心，但他对自己家附近有些什么可以吃饭、购物的地方却“一头雾水”。家里的陈设简单得仅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
但是，他却舍得一下子拿出自己10万元的积蓄，设立神经科奖励基金，鼓励那些勤奋好学的年轻医生。而当病人经济困难时，他更是毫不犹豫地给予帮助。
按照刘焯霖的知名度和技术级别，物价局特别批准他可开设300元一个号的专家门诊。然而却被他坚决拒绝了。“关键是我不值这个价。300元，够一个帕金森病人吃好几个星期的药了，我怎么能让他们看一次门诊就花这么多钱。”在他的坚持下，他专家门诊的挂号费一直维持在50元。
[图解：坐在远处面向我们的是医德高尚的张世忠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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